增加就业岗位的幻觉及其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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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时间：2006/4/6 浏览 2163 次 |
一些学者忽视和很少讨论的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大量的基础设施是政府投资，大量的产业投资是大企业投资，而微型和中小企业在中国的城市中没有较好的生态空间，不可能像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那样良性地吸收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进而形成严重的失业问题。
观念和意识是经济发展制度因素的一部分，这种观念和意识常常决定着就业战略的取向和政策的制定，进而影响到就业结构的转型和容量的扩张。发展中国家一些学者和决策者解决就业的思路往往受其想当然意识的影响，而就业幻觉和误以为所支配的就业战略和政策常常与就业的内在规律和变动趋势不相一致。实际的工作中，怎样解决就业问题呢？从观念和意识讲，决策者往往存在着以下这样的幻觉和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解决就业。发展中国家的高层和地区领导，为了赶超发达国家，都有很深的大工业和大企业情结，认为兴办大规模的企业，将企业做大，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可以吸收劳动力就业。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国家，过去由国家投资兴办大企业，改革开放后，部门和地方领导也有很强的促使工业和企业做大意识，加上中国目前的税源和财政分税体制，企业越大，地方收入越有保证和越多，地方领导更是偏重于特大和大企业的发展。而大工业和大企业发展的一个规律是，随着工资、社保等成本的上升和技术进步，其资本有机构成不断地提高，相对多的投资吸收越来越少的劳动力，甚至越来越多的工业产业还绝对地挤出富余的劳动力。如中国20世纪90年代国有工业企业大量职工下岗，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技术进步挤出相对和绝对富余的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国目前实际上重视特大和大型企业的发展，忽视并歧视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在特大、大型、中小和微型等不同规模企业生态结构系统中，特大和大型企业与微型和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差异较大。表现在：1、在政府政策方面，由于政府鼓励做大做强，实际工作中忽视微型和中小企业的生存，特大和大型企业能享受的政府政策性照顾和争取到的各种政策优惠要比中小企业多得多。2、在利用政府关系和其他社会资源方面，特大和大型企业法人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要比微型和中小企业高，在获得土地等资源方面比微型和中小企业有优势，抵御和承受政府各机构收费、罚款和吃拿卡要的能力比微型和中小企业强。3、在融资方面，中国金融体系的特征是银行集中度较高，几家到十几家银行垄断了全国的资金市场，特大和大型企业有雄厚的资产，因此，银行贷款的绝大部分投放给它们；而微型和中小企业可以抵押的资产微薄，担保体系又不完善，为其贷款服务的中小银行很不发育，在资金市场上很少能获得贷款融资。1996—2002年，国有和集体经济，其贷款余额为每就业职工平均2．49—7．03万元，而个体私营经济贷款余额，按就业职工人均只有1200—2500元。并且，给个私贷款的绝大部分，主要是贷给私营企业中实力雄厚、可抵押资产较多、规模较大的企业，一般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几乎不可能从银行体系中贷到款。
第二个误区是政府自己解决就业。力图用政府本身和政府所办的事业解决就业，如增加和扩大党政机关单位，并且发展教育、卫生等等行政性的事业。特别是当社会就业不足时，人们听到的是政府花钱开发公益和事业性岗位来解决就业。党政机关的经费经常挤占教育、卫生、文化、传媒等事业的经费，使后者经费不足，而且由于机关办后勤，教育、卫生、文化、传媒等事业的行政管制色彩较为明显，其效率较低，没有商业交换及成本价格机制的约束和激励，本来可以大量容纳就业的并且会良性发展的第三产业，没有发展的商业动力，被萎缩在行政体制和单位内部。
第三个误区是农村和基层能大量增加就业。特别需要分析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中高层领导，甚至一部分学者也认为，基层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是就业容量最大的地方。每当由于体制抑制和政策失误导致城市失业率较高时，便将眼光转向基层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希望在那里能拓展和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试图制定政策促使劳动力向那里流动。在农村就业机会萎缩和劳动力被挤出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抗拒的规律。其经济学意义上的理由在于：1、从农村的第一产业看，只能向外减少劳动力，不可能增加劳动力的就业。主要是因为容纳劳动力就业的耕地数量日益绝对减少；农业投入资本的增加，使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相对和绝对使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农业的技术进步也使农业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2、分散发展工业的不经济，使农村大力发展工业受到限制。农村市场容量狭小，使工业的分工和协作受到限制；工业产业对规模经济要求较高，分散的农村工业规模太小，分摊成本较高；对地理上分散的各个农村的工业企业进行道路、电力、供水等配套，其共享性较差，投资较大，对于投资方来说，规模不经济，而对于企业来说，由于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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